「美国私人财富管理协会」共同富裕下中国财富管理业的挑战与转型

北葬梨花

导语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也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特征。

近十年来，随着我国资本市场快速高质量发展，市场结构明显优化，居民财富和投资理财意识不断提升。同时，也在共同富裕逐步推进的背景下，财富管理行业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各相关机构纷纷转型应战，在产品、客户和人才等竞争中不断发力，公司组织、人才发展和激励正在面临重塑。

共同富裕对财富收益分配的收敛性要求，对“二八定律”和“资产越多，增值服务越多”的传统财富管理模式来说，无疑是一项颠覆式考验。

来源丨财策智库
作者丨赵建（西泽研究院院长）

行业发展趋势

【转型升级为主基调，变革中迎来发展黄金机遇期】

1发展历程

我国财富管理行业至今经历了萌芽、起步、扩张和转型四个阶段：

相比美国，我国财富管理行业起步较晚，目前处于美国的发展阶段二和阶段三之间，投顾逻辑刚开始从卖方销售向买方投顾转变。

政策上，资管新规打破刚兑、各项行业监管政策陆续出台，市场的规范化在不断增加各家财富管理机构的经营成本。市场上，产品供需逐渐均衡、高净值人群对高质量服务需求的日益提升，行业服务质量和人才专业需求随之升级。

从卖方销售到买方投顾：客户投顾需求攀升，机构开始以客户为中心，从“单一服务模式”向“团队服务模式”转型，更加注重增值收益，佣金模式不再满足当前需求。

买方投顾继续升级为智能投顾：金融科技技术发展，企业利用智能化手段覆盖长尾客群的投顾需求。对投顾专业性要求不断提升，注重前沿领域和细分领域的研究以及数字化转型实践。

2规模和发展机遇

我国现已成为全球第二大财富管理市场，居民财富管理需求快速增长，行业乘风而上。截至2021年底，我国财富管理行业各类机构资产管理总规模达132万亿元。1

中国个人金融资产规模将保持约11%的快速增长，至2025年达到332万亿元。 2

伴随市场改革带来供给端扩容，以及财富积累推动的需求端提振，2030年中国财富管理行业的资产管理规模（Asset Under Management，后文简称“AUM”）有望达300万亿元。各类产品合计的管理费及业绩报酬收入有望从2021年的6,889亿元提升至2030年的1.6万亿元。

3竞争格局

财富管理以其轻资本、高回报的显著优势，吸引各类主体纷纷涌入。国内竞争对手包括银行系、券商系、基金系、信托系、互联网金融公司及第三方财富管理公司等。「美国私人财富管理协会」国际上，全球领先的外资银行也将发展中国的在岸业务作为未来发展的重点。市场扩容背景下当前各机构仍以跑马圈地为主、格局相对分散，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共同富裕对财富管理提出新要求

普惠性财富管理应在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中发挥重要作用。然而，当前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远低于名义GDP增速，居民财富累积速度高于GDP速度，财富管理市场需求巨大。与此同时，居民财富管理格局存在结构性矛盾，居民财富分配不均衡，2020年中国基尼系数为0.468，最高20%家庭拥有的资产是最低20%家庭的24.4倍；居民财富配置呈现固定资产占比和金融资产中存款占比“双高”特点；财产性收入占比不高且城乡差别较大。

从宏观层面看，以往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房产价值增长、权益类资产幅度较大、缺少第三次分配制度等多重因素共同导致了当前中国财富市场格局。从行业层面来看，普惠性财富管理市场中银行理财与公募基金是主力军，但相对于整个资产管理的总体规模仍然偏小，仅为8%左右；销售渠道仍以银行为主；产品较为同质化，机构重销售轻服务，伪普惠型产品冲击普惠产品，信息披露及销售准入标准不一致等现象制约普惠财富市场发展。从微观投资主体来看，投资者本身对时间的复利价值运用不充分，存在追涨杀跌等短视行为，权益性资产配置比例较低等投资者尚不成熟现象依然存在。

另一方面，积极因素也在呈现。如总需求加速增长背景下财富管理需求日益分化，市场结构呈现出从储蓄到非储蓄、从实物资产到金融资产、从单一配置到多元配置的三大转型特征；且财富管理机构专业化进程加速，头部企业正在形成。

当前须在促进财富结构转型的同时做好普惠财富管理市场，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推动普惠金融行稳致远。宏观层面，须进一步落实国家普惠金融战略，引导金融机构行为，准确把握普惠财富管理的功能和作用，形成普惠财富管理政策和机制；重点关注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缩小城乡差距。行业层面，健全养老三支柱，加快普惠性财富管理机构的数字化转型；引导中低收入群体提高金融认知水平和风险管理能力；加强投资者保护；鼓励第三方销售机构发展，统一信息披露和销售渠道，并鼓励银行理财开展产品投顾服务，扩大理财产品销售渠道。微观层面，优化财富产品结构，推动普惠性财富管理产品发展，如发展公募基金投顾和公募FOF等。

共同富裕下的财富管理机构转型之路

共同富裕时代为财富管理行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很多方面甚至要颠覆传统的经营理念和业务模式。

中国的财富管理行业要从过去的“增量红利”时代走出来，更好地适应共同富裕时代在政策、市场和客户需求及竞争业态方面的新要求，当然也会面临诸多的挑战和考验。

尤其是共同富裕对财富收益分配的收敛性要求，对“二八定律”和“资产越多，增值服务越多”的传统财富管理模式来说，无疑是一项颠覆式考验。然而，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和普惠金融政策的全面支持，为财富管理机构更好地适应共同富裕时代进行战略转型提供了路径。

具体来说，财富管理机构需要在以下五个方面做出努力。

01加快研发面向大众的普惠型财富管理产品

中国的财富管理行业发展多年，从一开始就有广泛的客户基础，具有先天的普惠金融基因，并不是仅限于高净值客户。

面向共同富裕时代，各财富管理机构，无论是商业银行、银行理财子公司、公募基金，还是券商资管、保险资管、私募基金、第三方财富管理机构，都需要继续将财富管理的重点聚焦在数量众多的中低净值客户，为其提供风险收益比较高的或与高净值客户收益率差距逐渐缩小的产品和服务。

为了推动财富管理机构在服务普惠客户方面的积极性，在政策层面，未来可能会有较大的变化。比如面向高净值客户的管理收益可能会提高税收，而面向普惠客户的管理收益则很可能减免税收。

02充分利用数字技术重塑财富管理的成本曲线

传统的财富管理机构之所以“嫌贫爱富”，更倾向于为高净值客户服务，并不是主观所为，而是在客观上为高净值客户提供服务创造的利润率更高。因为相较于人数较多但人均净资产较少的普通客户，服务高净值客户的获客、渠道、服务、沟通、操作等成本相对较低。

这是财富管理机构过去的成本曲线结构，但是随着数字技术在财富管理机构前中后台的深入应用，服务中低净值客户和“长尾客户”的成本大幅下降，这就为这些客户提供与高净值客户相似的“风险-收益”产品和服务提供了可能性。

各金融机构应该加快数字化场景的应用，在渠道、风控、售后、服务等各方面提高自动化、智能化水平，重塑自身的成本曲线，降低普通净值客户的服务成本，从而逐渐改变传统财富管理机构“嫌贫爱富”的商业属性，为更多的普惠群体提供与高净值客户类似的专业服务。

03加快研发基于三次分配的公益和慈善产品

共同富裕时代，三次分配将越来越重要。

与发达成熟国家规模较大、在分配活动中较为活跃的公益基金、慈善基金和一些特定社会责任主题基金等相比，中国的财富管理产品结构还比较单一，非商业类基金的占比较低，还没有形成三次分配的气候。

然而事实证明，以社会非营利性组织为主体参与的公益和慈善类基金，对优化财富分配结构、缓解社会分歧和矛盾起着非常大的作用。作为财富分配的第三条道路，在共同富裕时代，这些非营利性基金肯定会快速崛起。

财富管理机构应该加快这方面的布局，提前研发这类基金的信托产品，理清其产业链和价值链，研究成熟国家的监管政策，为非营利性基金在中国的大发展做好准备。

04在资产投放端更多地向“专精特新”和中小企业倾斜

财富管理促进共同富裕，不仅仅是为社会大众财富的保值增值服务，还可以通过资产配置和投资端，将社会储蓄向有利于共同富裕的领域引导，最终实现财富“从大众中来并服务大众”的价值闭环。

将财富管理集聚的资金投资于“专精特新”和中小企业，有利于提高年轻一代的财富水平和中低收入阶层的就业，也就有利于形成“橄榄型”的财富分配结构。而且财富管理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管理组合的底层资产。代表新兴生产力的“专精特新”企业，在投资回报方面会给财富管理组合更高的回报。

05将ESG标准应用到管理端和投资端

ESG已经成为衡量企业可持续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标准之一，当前已经在资本市场上得到广泛应用。

财富管理机构应该首先将ESG理念应用到自身的管理中，推动低碳绿色发展，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完善公司治理体系，并将该标准引用到投资端，注重投资标的在ESG方面的表现，在推动物质财富保值增值的基础上，全面提升财富管理的生态价值、社会价值和人文价值，实现生态、社会、人文的全面共同富裕。

作为财富分配的第三条道路，在共同富裕时代，非营利型基金肯定会快速崛起。财富管理机构应该加快这方面的布局，为非营利型基金在中国的大发展做好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