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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没事吧？”爸爸用恳求的语气问，“亲爱的，你能听见我说话吗？”

在副驾驶座上的是母亲。她的身体没有面向窗户，我看不见她的脸，但她靠在座位上的样子有些可怕。

“你能听见我说话吗？”爸爸说，他重复问了好几次。最后，我看到母亲的马尾辫梢微微动了动，似乎是微微点了点头，但动作轻得几乎觉察不到。

爸爸站在那里，看了看还通着电的电线，再看看地面，又看看母亲。他看上去很是无助。“你觉得——我该不该叫救护车？”

我想我听到他这么说了。如果他说了，他一定是这么说了，那母亲肯定也低声回答了一句，或者也许她已经不能低声说什么，我不知道。我一直想象她要求被带回家。

后来有人告诉我，我们撞上了一个农民的拖拉机。他从家里冲了出来，打电话报了警。这下麻烦大了，因为我们的车没上保险，而且当时我们没一个人系安全带。那个农民将事故通报给犹他州电力公司之后过了大约二十分钟，他们才关掉了流经电线的致命电流。爸爸这才从旅行车里把母亲抱了出来，我看见她的脸——她的眼睛藏在李子大小的黑眼圈下面，柔和的五官变得肿胀扭曲，有的地方拉长了，有的地方收缩了。

我不知道我们怎么回的家，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回的家，但我记得那座山在晨曦中泛着橙色的光芒。一回到家，我就看见泰勒把一口口红色血水吐到卫生间洗手池里。他的前门牙猛撞上方向盘错位了，所以牙齿朝后向上腭突起。

母亲被抱到沙发上。她喃喃地说，光线太刺眼了，于是我们把窗帘拉上。她想待在地下室，那里没有窗户，于是爸爸把她抱下楼。几个小时里我都没见到她，直到那天晚上我打着暗淡的手电筒给她送晚饭。见到她时，我都快认不出她了。她双眼呈深紫色，深得发黑，肿得让我分不清是睁着还是闭着。她叫我奥黛丽，甚至在我纠正了她两次后依然如此。“谢谢你，奥黛丽，只要黑暗和安静，就很好。黑暗，安静。谢谢你！过一小会儿再来看我啊，奥黛丽。”

母亲整整一周都没从地下室出来。她的脸肿得越来越厉害，瘀青也越来越严重。每天晚上，我都确信她脸上的痕迹不可能更触目了，但每天早晨，不知为何她的脸却更黑更肿。一个星期后，等太阳下山，我们关上灯，母亲上楼了。她的额头就像绑着两个东西，大得像苹果，黑得像橄榄。

没有人再提医院。做这种决定的时刻已经过去了，再谈论这些，就是重温车祸发生后的愤怒和恐惧。爸爸说反正医生也帮不上她什么忙。她的生死掌控在上帝手中。

接下来几个月，母亲用许多名字称呼我。她叫我奥黛丽我倒不怎么担心，但我们交谈时她把我叫成卢克或者托尼，就让我很不安。全家人包括她自己一致认为，自从车祸后，她便再也不复从前。我们孩子都叫她“浣熊眼”，觉得这个外号很好笑。她有黑眼圈已经好几周了，我们早习以为常，以至于开起它们的玩笑。当时我们丝毫不知道这竟然是一个医学术语。浣熊眼，严重脑损伤的征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