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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杨百翰大学本意是学习音乐，以便将来有一天能指挥教堂唱诗班。但是那个学期——大三的秋季学期——我没有选任何音乐课程。我无法解释，为何我放弃了高等音乐理论，转而选择地理和比较政治学；为何放弃了视唱，转而选择犹太历史。但当我在目录中看到这些课程，大声读出它们的名称时，我感受到一种永恒，我想尝尝那种永恒的味道。

我听了四个月的地理、历史和政治讲座，了解了玛格丽特·撒切尔和三八线；学习了世界各地的议会政治和选举制度；知道了犹太人流散以及《锡安长老会纪要》[16]的奇怪历史。学期结束时，我感觉到世界的广大，很难想象再回到山上、回到厨房，甚至回到厨房隔壁房间的钢琴旁，是什么样子。

这引起了我的一种危机意识。我对音乐的热爱和对学习音乐的渴望与我对女人的理解可以兼容并蓄。我对历史、政治和国际事务的热爱并非如此。然而它们在召唤着我。

期末考试前的几天，我和朋友乔希在一间空教室坐了一个小时。他在检查就读法学院的申请，我在考虑下学期选什么课程。

“假如你是女人，”我问，“你还会学法律吗？”

乔希头也没抬，说道：“如果我是女人，我不会想学法律的。”

“但从我认识你以来，你口口声声只谈论法学院，”我说，“学法律是你的梦想，难道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