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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强烈的记忆不是一段记忆。它是我想象出来的，之后回忆起来就像真的发生过一样。记忆成形于我五岁时，就要满六岁前，源自我父亲讲的一个故事，他讲得那么详细，以至于我和哥哥姐姐们都各自演绎出自己的电影版本，其中充斥着枪林弹雨和喊叫声。我的版本里有蟋蟀。当我的家人在厨房里挤作一团，灯关着，躲避将房子包围的联邦调查局人员时，那就是我听到的声音。一个女人伸手去够一杯水，月光映照出她的轮廓。一声枪响，像鞭子抽打的声音，她倒下了。在我的记忆中，倒下的总是母亲，她怀里还抱着一个婴儿。

婴儿这点说不通——我是母亲七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但正如我所说，这一切都不曾发生。



在父亲给我们讲了这个故事的一年后，一天晚上，我们聚集在一起，听他大声朗读《以赛亚书》中一段关于以马内利的预言。他坐在芥黄色的沙发上，腿上放着一本打开的《圣经》。母亲坐在他旁边。我们其余人散坐在棕色粗毛地毯上。

“到他晓得弃恶择善的时候，”爸爸的声音低沉而单调，搬运了一整天的废料，他已疲惫不堪，“他必吃奶油与蜂蜜。”

一阵凝重的停顿。我们静坐不语。

父亲个子不高，但他能掌控全场。他仪态不凡，如传神谕者般庄严。他的手粗糙厚实——那是一辈子辛苦劳作人的手——紧紧抓住《圣经》。

他把这段话又大声读了一遍，接着读了第三遍、第四遍。随着每一次重复，声调越来越高。他刚刚因疲惫而肿胀的眼睛，现在睁得大大的，充满警觉。他说，此处有一条神圣教义，他会求问耶和华。

第二天早上，爸爸把我们冰箱里的牛奶、酸奶和奶酪全都清除干净。当天晚上他回家时，卡车上装了五十加仑的蜂蜜。

“《以赛亚书》上没有说奶油和蜂蜜哪个是恶的，”爸爸笑着说，和哥哥们一起把那些白色大桶拖到地下室，“但只要你问询，上帝必告诉你！”

爸爸将这一段读给他母亲听时，她当面嘲笑了他。“我的钱包里有几分钱，”她说，“你最好都拿走。你的理智也就值这么多了。”

奶奶长着一张瘦削而棱角分明的脸，她纤细的脖子和手指上挂着一串串人造印第安珠宝，全都是银色和蓝绿色的。因为她住在我们山下的公路附近，我们便叫她山下奶奶。这是为了将她和母亲的母亲区分开来。我们管后者叫城里外婆，因为她住在南面十五英里外全县唯一的城镇里，那里只有一个红绿灯和一家杂货店。

父亲和他母亲的关系就像两只尾巴绑在一起的猫。他们可以说一星期的话，却对任何一件事都无法达成共识。但将他们紧密连在一起的是对山的热爱。父亲的家族在巴克峰山脚下生活了半个世纪。奶奶的女儿们已经结婚搬走了，但父亲留了下来，在山脚下他母亲家正对的山上建了一座永远都加盖不完的破败的黄房子，在她修剪整齐的草坪边胡乱造了一座废料场——这样的垃圾场还有好几个。

他们每天都为废料场的凌乱而争吵，但更多是为我们这些孩子而争吵。奶奶认为我们应该上学，而不是——用她的话说——“像野人一样在山上游荡”。爸爸说公立学校是政府引导孩子远离上帝的阴谋。“我把孩子们送到下面那所学校，”他说，“和把他们交给魔鬼有什么两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