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海老人：中国向何处去？
一、何以落后要论中国往哪里去，先要把中国何以落后的根本原因弄清楚。
我在《体用学发微》中从哲学最高层面阐析了体用关系（其实中华文化之丰蕴深涵，非西方“哲学”之词意所能笼罩，兹暂借此词一用耳），并指出，个人主义及基教虽非绝对“无体”，但一个“体虚”、一个“体陋”，与“无体”也差不多。有人质问道：
既然体用不二，如“体虚”“体陋”，“用”也必然虚陋。何以西方制度、科学发展如此迅速、精神、物质文明成就超过中国？这不正说明他们的“体”好、你判断失误吗？
不是我判断有误而是很多认识有误，不是西方“体”好，而是我们自残儒家体用，是我们自己太不争气。西方“体”虽虚陋，毕竟在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引导下走上了正路，比我们走法家权术势的歪路乃至阶级斗争的邪路强上百倍。
我说过，马克思主义不仅是“无体”之学而已。由于对本性本体缺乏基本了解、对人性的认识极端肤浅错误，马克思主义哲学导引出来的政治、社会诸“用”，结果必然大坏，比个人主义坏得多多。
二、自残自废
其实中国历代王朝往往阳儒阴法、外儒内法，儒家文化从没受到真正的、绝对的尊重。明清以来，儒学更是受到严重的歪曲，加上宋明儒学偏于格心忽于格物、偏于内圣忽于外王，“体”受误解，“用”自然受到影响。
毛泽东谭嗣同都说，百代皆行秦政制。现在相当多的人不反对那个实行赤裸裸专制的秦政治和法家思想，反而反对给秦政治带来了一定的人性、爱和温情的儒家，其见识岂非连一百年前的谭嗣同都不如！
不过，由于历代王朝包括满清毕竟在不同程度上仍受儒家的制约。所以既使最不堪的明朝以及淸朝中期以前，中华文明仍然相当辉煌，超逾西方。阳儒阴法，儒家毕竟居“阳”位，会给暗中的法家一定的约束，文革则不仅完全抛弃、悖离儒家，而且予以空前的摧毁，实行“阳马阳法”之政。
指导现代专制的亚西方马家文化与传统中最阴暗专制的法家文化的结合，阶级斗争思想与法术势思想互相配合与促进，不造成巨大的落后乃至空前的浩劫才怪！
所以，西方的先进是我们的过于落后反衬出来的，而我们的过于落后，正是
偏离乃至悖逆孔孟之道所致，正是自残儒家大本、自废儒家大用所致。这才是中国落后的最根本原因呀。
历史上，凡是相对拥儒尊儒或儒家略占上风的时代，都比较和谐兴盛，凡是反儒坑儒的王朝，都是苛政暴政和乱世恶世。
三、鲜明对比
明清尤其是近代以来，儒家在母国与在西方的遭遇，恰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对比。
据了解，十七世纪,中国儒家思想传到欧洲,有力地推动了欧洲的启蒙运动,促进了欧洲及世界的发展。如有教无类、平等受教育的思想和“民重君轻”、“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或准民主思想影响最大。
儒家思想传到欧洲之后，在欧洲掀起了长达百年的“中国文化热”。孔子的思想受到伏尔泰、莱布尼兹等许多思想家推崇、敬佩。伏尔泰认为儒学是最好最合人类理性的哲学。他说“中国文人的宗教(指儒学)是令人钦佩的。他们没有任何迷信和荒谬的传说，也没有悔辱理性和曲解自然。”。
美国汉学家顾立雅在他的《孔子与中国之道》一书中写道：“在欧洲，在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的民主理想的发展中，孔子哲学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通过法国思想，它又间接地影响了美国民主的发展。”
四、“基”路不通
有人主张儒家基督化，以上帝信仰“拯救”中国，“领导”中国走上民主自由之路。此路显然不通。理由详见《基督不是自由的妈》诸枭文，兹不详论。这里仅指出：西方制度、科学的先进，不是上帝信仰的功劳。恰恰相反，那是人文思想冲破上帝的“精神统治”的结果。
不仅上帝之“体”够陋，在宗教改革之前，其“用”也颇邪。西方历史宗教战争的血腥、宗教迫害的暴行，就是宗教的体陋用邪所致。这个问题一句话：如果不是人文主义的胜利、科学的发展进步和民主制度的建立，弱化了上帝的神圣权威，罪恶和黑暗还不知伊于胡底呢。
一些基督徒尤其是基教的原教旨主义者与“中国化”教徒，虽然口头上也讲爱和谦卑，表现出来的往往却是以真理以及上帝的化身自居的骄傲，是狭隘、尖刻、冷漠乃至邪气，是对思想和精神自由的仇视，对其它信仰和文化尤其是中华文化的仇视！其狭隘表现及丑陋表演，可谓“遗风”犹存呀。
五、以仁为体
当今中国的希望，在于彻底地去苏联化、去马列化，回归并发展和升级儒家文化。关于儒家之道（儒家所证悟的本体之特征）的大中至正，熊十力师的认识最为深刻。他在《读经示要》自序中有一段话，值得深长思：
大学三纲八目，立内圣外王之极则。由此而体道，由此而修学，由此而致治，由此而位天地，育万物，赞化育。此便是当然。不可异此而别有道。如天下言道者，或有从事明明德，而不务新民与止至善，是佛家小乘也。大乘誓度众生，而以人间世为生死海，只求度脱，而无齐治平之盛业，吾儒之外道也。致知而疏于格物，宋、明学有遗憾也。格物而不务致良知，即难言诚正，西学未立大本也。大学为常道无可疑。
熊师认为儒家群经主要从九个方面论治道：一是仁以为体，二是格物为用，三是诚恕均平为经，四曰随时更化为权（枭注：与时俱进，通权达变也），五曰利用厚生，本之正德，六曰道政齐刑、归于礼让，七曰始乎以人治人，八曰极于万物各得其所，九曰终之以群龙无首。
对上述九义，熊师在《读经示要》中有精细分析，而以笫一义为主。“本仁以立治体，则宏天地万物一体之量，可以节物竞之私，游互助之宇，塞利害之门，建中和之极”，其为“用”大矣哉。
六、弃“马”皈儒
仁本主义比人本主义更为先进，不仅足以融摄民主、发展科学，而且足以将现代文化推向更新更高的境界。儒家的回归，仁旗的重举，就是中囯的最大希望之所在。
当今中国，黑暗中诞生着光明，一片混乱中酝酿着一种新的秩序和愿景，就象枭诗《乐观中华》所写：黎明前太阳在海底蠢蠢欲动，风雪中多少梅花公开报春讯。所有的不满愤怒呐喊与抗争，都是生机的苏醒活力的象征。
近年儒家略受尊重，短暂的时间内，中国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已大出世人之所料。儒家之为“用”，何其大哉。我刚在《关于支持中华文化城建设的呼吁》中说过一段话，我认为值得重复一下：民主制度加儒家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最优选择。但是，当民主目前还“不可能”被立即选择时，回归儒家，对执政党自身也好，对中华民族也好，都属次优选择。为民众与民族计，我们都应该支持并进一步推动之，让儒家进一步振兴发展，最后取代“马家”。
倘能让马家以及基教等各种文化和宗教成为自由的平台的普通一“家”，并让执政党真诚皈儒，以仁本主义（或称大良知主义）为中华民族的意识形态和指导思想，那中国的前途将是怎样的通畅，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各方面将会取得怎样辉煌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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