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弘美：减肥中，吃是一门艺术
接下来的几周，我见到了更多的照片。几年前我扮演安妮时就听说过经济大萧条，但幻灯片上戴着帽子、穿着长外套、排着长队站在施粥所前的人们还是让我感到新鲜。金伯尔博士讲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屏幕上出现了一排排战斗机，散布在被炸毁的城市的残骸上。还有很多面孔混在一起——罗斯福、希特勒、斯大林。接着第二次世界大战随着投影仪的灯光而褪色。下一次我走进礼堂时，屏幕上出现了许多新面孔，他们都是黑人。自从那次关于奴隶制的讲座后，屏幕上就再没出现过黑人面孔——至少我不记得有过。我已经忘记了他们，这些美国人对我来说是外国人。我从没试着想象奴隶制的终结：毫无疑问，正义的呼声广为人知，这个问题已经得到解决。
金伯尔博士开始讲授民权运动时，我就是这样的心态。屏幕上出现了一个年份：一九六三。我想肯定是弄错了。我记得《奴隶解放宣言》是一八六三年颁布的。我无法解释这一百年间发生了什么，所以我觉得那是一个输入错误。我把日期抄在笔记上，加了一个问号，但随着屏幕上闪现更多的照片，教授所指的是哪个世纪变得清晰起来。它们虽然是黑白照片，但主题是现代的——栩栩如生，意义明确。它们不是来自另一个时代干巴巴的静物照，它们捕捉到了运动的瞬间。游行。警察。消防队员将水管对准年轻人。
金伯尔博士列举了一串我从未听说过的名字。他从罗莎·帕克斯开始讲。一幅画面显示，一名警察将一个妇女的手指按进一块墨水海绵。金伯尔博士说她在一辆公共汽车上落座。我把他的话理解成了她“偷了座位”，尽管这听上去是一种奇怪的偷窃。
她的照片换成另一个人的，一个身穿白衬衫的黑人男孩，系着领带，戴一顶圆边帽。我没有听他的故事。我还在想罗莎·帕克斯，怎么会有人去偷公共汽车的座位。接着图片切换成一具尸体，我听到金伯尔博士说：“他们把他的尸体从河里拖了出来。”
照片下面有一个年份：一九五五。我意识到一九五五年母亲四岁了，这种意识让我和艾米特·提尔之间的距离轰然倒塌。我与这个被害男孩的距离可以以我所认识的人的年岁来衡量。这种衡量方法并不以宏大的历史事件或地质变迁——文明的堕落、山脉的侵蚀——为参照，而是以人的皱纹，以我母亲脸上的皱纹为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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