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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的话题从第二次世界大战转移到了联合国、欧盟和即将到来的世界大毁灭。他说话的口气仿佛这三个词是同义词。咖喱上来了，我把注意力集中在吃饭上。母亲听腻了这种长篇大论，让爸爸说点儿别的。“但是世界就要完蛋了！”他说。现在他在大喊。
“当然了，”母亲说，“但咱们还是不要在吃晚饭时讨论这个吧。”
我放下叉子，盯着他们看。不知为何，过去半小时里所有的奇谈怪论，都不如这句话让我震惊。他们很少有能让我感到震惊的地方。遵循我的理解逻辑，他们所做的每一件事都说得通。也许是因为背景：他们属于巴克峰，山峰掩饰了他们，所以当我看到他们在那里，周围环绕着我童年时代的聒噪和尖锐的遗物，他们被环境所吸纳。但在这里，离大学如此之近，他们显得如此不真实，几乎像神话一样。
爸爸看着我，等着我发表意见，但我觉得自己格格不入。我不知道该做谁。在山上，我不假思索地采用他们的女儿和追随者的声音。但在这里，我似乎找不到那个在巴克峰的影子下轻易就能找到的声音。
我们走回公寓，我带他们参观我的房间。母亲关上房门，门后露出马丁·路德·金的海报，那是我四年前得知民权运动时贴上去的。
“那是马丁·路德·金吗？难道你不知道他和共产主义者有联系吗？”爸爸咬着嘴唇上的蜡状组织问我。
他们很快就走了，在夜晚开车离开。目送他们走后，我拿出了日记本。过去我总是轻信一切，毫不怀疑，真是令人惊讶。我写道，全世界都是错的；只有爸爸是对的。
我想起泰勒的妻子斯蒂芬妮几天前在电话里跟我说过的话。她说她花了几年时间才说服泰勒允许她给孩子们注射疫苗，因为他仍然相信疫苗是医疗机构的阴谋。如今回想起来，父亲的声音犹在耳畔，当时我却嘲笑哥哥的行为。他还是一个科学家呢！我写道，他怎么看不穿他们的偏执呢！重读自己写下的文字，我对哥哥的轻蔑变成了一种讽刺。话又说回来，我写道，要不是刚刚想起来，直到今天我自己还从未注射过疫苗，也许我嘲笑起泰勒来会更有底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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