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起能源圈又多了一股新力量！社科院与美国杜兰大学能源管理硕士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面临着能源需求压力巨大、能源供给制约较多、能源生产和消费对生态环境损害严重、能源技术水平总体落后等挑战。2018年起能源圈又多了一股新力量！中国社科院与美国杜兰大学能源硕士这股力量从我国能源现状出发，选择“能源革命”作为国家长期战略，以应对能源供需格局新变化、国际能源发展新趋势，保障国家能源安全。
为什么要推动能源革命？
在近20年大多数年份里，我国平均能源消费增量占全球能耗增量的一半左右。与快速经济增长相伴，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推进，使得我国现阶段能耗具有刚性增长的特点。供给方面，我国石油对外依存度近60%，天然气超过30%；即便是储量丰富的煤炭，我国也已成为净进口国。
此外，长期粗放型、高能耗的经济增长方式使能源排放量大幅增长，带来大面积持续性的雾霾等环境污染事件。国际上，能源技术革命将引发新工业革命已成为共识，竞争日益激烈。美欧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和包括我国在内的新兴国家都投入巨资和热情推动能源技术革新，以抢占新工业革命的制高点。
2013年，我国GDP（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总量的12%，能源消费在全球能源消费总量中所占的比例却超过22%。随着我国庞大的能源消耗带来的环境问题开始集中爆发，有效落实节能降耗，坚决控制能源消费总量，成为当下我国经济的头等大事之一。基于我国能源消费的既有惯性、快速膨胀的经济总量和加速推进的城镇化过程，对能源问题更需考虑的是，如何在兼顾经济增长的同时节能降耗。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就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提出的5点要求中，“推动能源消费革命，抑制不合理能源消费”被放在首位，明确要求“树立勤俭节约的消费观，加快形成能源节约型社会”。这意味着，尽量满足能源消费需求、敞开式的能源供应模式或将结束。全社会应逐渐适应能源供应的适度从紧。
能源的消费革命、供给革命、技术革命、体制革命，对我国未来能源安全、经济安全意义重大，将全面带动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治理环境污染，促进政府的监管体制改革，推动创新型社会的建立。可以说，能源革命是构建我国未来发展框架的一个重要抓手。
能源四大革命的关系
推动能源革命，消费革命要先行。
这是由我国庞大的能源消耗总量及日益严峻的环境压力决定的。未来，能源供应从紧将成为常态，追求“用更少的能源做更多的事”将成为政府能源政策的核心。在雾霾治理的迫切需求下，控制以化石能源为主的能源消费已成为全社会共识。节能政策的推出和严格执行，有助于产业结构由低附加值、高能耗高排放行业向高附加值、低能耗低排放行业升级，并在产业升级中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转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将加速向内涵式增长转变。
倡导节能消费并非抑制消费，满足普遍能源需求仍是能源政策的重要目标，关键是如何降低消费的能耗。如，通过技术进步、安全和人性化的汽车设计提高燃油经济性，开发替代燃料汽车等。消费方面的节能技术会提供更多的节能选择和更大的节能空间，这类技术的进步及其商业化运用，将极大促进节能消费模式的形成。
能源持续稳定的供给是能源安全的核心，并关系到国家能源消费安全。
能源供给革命，从国内角度看主要是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从国际角度看则主要是加强能源交流，形成多元供应，从而促进能源消费结构转变。
我国大量的能源消费和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是造成近年来全国大面积雾霾天气的主要原因。有效治理雾霾需要减少煤炭消费，但充足的能源供应又是保障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因此，减少煤炭消费必须解决好替代能源问题。我国石油对外依存已接近60%且石油价格昂贵，因此不会用石油进行替代；可能大规模替代煤炭的核电则由于建设期较长，需要尽快定位和规划；风电、太阳能及其他可再生能源占一次能源比例很小，有大幅度增长空间。天然气作为清洁能源，将是短中期最可能替代煤炭的选择。
部署保障能源消费安全的应对策略，最主要的是通过能源进口多元化来分散风险，并通过调整国内外能源供需策略尽量减少对石油和天然气进口的依赖。在供应方面，一是尽可能实现能源进口多元化，应进一步拓展同俄罗斯和中亚的油气合作，同时试图通过中亚从陆上打通与中东对接的通道，减少对中东和马六甲海峡的依赖；二是在国内寻找石油替代能源。
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离不开技术革命的支撑。
能源技术革命包括供给和消费两方面。这次会议对供给方面的技术革命有较多论述，如页岩气、海洋油气资源开发、特高压输电、核电建设等。能源技术改革发展较快的还包括分布式能源、能源互联网等领域的创新。
能源技术领域的革命将同时影响能源供给和需求。从经济学上讲，供给方面的技术革命是需求推动的。如，在东部雾霾治理背景下，为满足东部能源需求，尤其是电力需求，需要核电和西部电力支持，因而发展核电和特高压输电是较好的选择。消费方面的技术支持内涵和外延更宽泛一些。如，新能源汽车的技术进步推动燃料汽车替代等。消费方面的技术进步不仅对能源本身有重要影响，而
且会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从而加强技术进步的动力。
能源领域最需要革命的是能源管理体制，这可以作为判断能源革命成功与否的标志。
长期以来，我国在能源管理上是计划经济思维，以项目审批为主。目前看来，能源管理体制是经济体制改革中最大的短板，被视为计划经济最后的“堡垒”。
其中，两个最大的问题是国企垄断和所谓的价格“管制”。当前，能源行业整体国有化程度约为86%，而且这个比例不断增大。此外，我国对能源价格，如电价、天然气价格等实行“管制”价格，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得不到有效发挥。
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与美国杜兰大学能源管理硕士项目教授朱彤表示，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对能源发展提出新要求。能源发展要从强调能源供应和增长速度转向注重提高效率、减少消费、节能、绿色低碳和低排放。
“经济高质量发展和能源高质量发展本质上就是推动能源转型，以及为了实现转型深化体制改革”。在朱彤看来，我国在推进能源转型过程中应注意四方面问题：
一是深刻理解能源转型路径的差异性。各国在转向低碳、无碳的方向和目标是一致的，但实现目标的路径和推进方式会不一样。由于各国所处的时代不同，中国还是煤炭时代，世界已经进入油气时代，两者未来走向可再生能源系统的过程肯定不一样。中国可能会跨过油气时代。
二是正确认识能源转型过渡阶段化石能源的地位变化。在从化石能源转向可再生能源过程中，“去煤”成为欧洲国家的主要政策，中国也提出了去煤，煤炭消费比重要往下走。然而，去煤最难的是去散煤，此外行政化去煤还面临反复问题。
三是能源政策制定和实施应置于能源转型框架下考虑，应符合能源转型的逻辑、方向和要求。中国提出“2030非化石能源占比20%”目标，就要提高可再生能源比重，但当前还存在弃风、弃光、弃水等问题。
四是重视能源转型与能源体制改革叠加产生的两类政策目标和实施手段的“冲突”。对中国来讲，能源转型和能源体制改革叠加，体制改革反过来可能会影响能源转型，能源转型也可能影响体制改革，因为体制改革的目标是效率，能源转型目标是减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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